前不久，西湖边一棵200岁的银杏树立在晚风里，听四城文学大咖“碰”了一夜文化的茶盏。
事情是这样的——就在它所在的杭州“阅见西湖”书店院落，来自香港、澳门、深圳、杭州的四城学者——文学评论家、香港浸会大学荣休教授黄子平，历史学家、澳门大学讲席教授王笛，资深媒体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驻校作家胡洪侠，经济学家、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罗卫东，围绕“城市与阅读”主题展开对谈，分享各自城市的文化特色、阅读生态。
到底什么是“文化沙漠”？各城的阅读现状和城市文化内涵有何关系？让我们和这棵银杏一起听听看。
我们不是文化沙漠
“提到香港，就有人奉上那声定论：哦，文化沙漠。我只能说，如果真是这样，香港的文化内涵可就是沙漠里的仙人掌了。”从人们对香港的刻板文化印象开始谈起，一个常扣在大城市头顶的帽子，被黄子平端上桌了：“文化沙漠”。
这个“帽子”从何而来？
“近现代以来，文化的主轴始终是文学。然而香港属于什么呢？过了那个村没那个店了。”黄子平轻飘飘一句自嘲背后，是香港因为错身现代文学主脉，文学发展滞后的遗憾现实。
然而，他提醒我们，将“文化”的概念打开来，跳出狭窄的“文学”定义，我们会发现，以电影称道的香港，不仅不是“沙漠”，反而有它独特的文化。
费解吗？打开你的视频软件，点击你的音乐软件，你会发现，荧屏上、耳机里，香港的文化从未真正退场。20世纪80年代，“小马哥”一袭黑衣，拿美钞点烟的模样，让多少青年在录像厅里如痴如醉。张国荣、Beyond、林忆莲、陈慧娴、王菲……这些被我们父母一辈贴在墙上的偶像，也唱出了华语乐坛上粤语歌的声名鹊起。一枚枚香港影音符号，影响丝毫不比文学寡淡，甚至在跨地域传播中更具穿透力。
“香港电影的影响力甚为深远。地域上，它的辐射范围远至东南亚。时间维度上，直到现在，香港电影还是很多动作片的老师，深刻影响着当代电影制作的逻辑思路。”为那些想要深入探究的好奇人士，黄子平特别推荐了香港电影的研究著作《香港电影的秘密》——这部作品从学术视角，解码了香港电影如何在光影流转中，打造跨地域、跨时代的文化坐标。
为何有人提出“文化沙漠”的质疑？黄子平揭示，这个问句，暗藏着某种焦虑、一缕呼唤，抑或一种期待。无论具体心绪为何，提问者往往是搞文学的人。
他提到，香港的文学作品中，众多城市地标成为独特的文化符号，承载着丰富的城市记忆。譬如香港一些小小的二手书店，已经不仅是实体的售书场所，更成为香港文学爱好者的精神家园。这些堆满书籍的狭小空间，见证了无数文学青年的成长，也孕育着香港的文学氛围。张爱玲在香港的经历及其创作，使香港的一些场景成为文学经典中的元素。她笔下的香港，像《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梁太太家，充满了欲望与算计，成为特定时代香港社会的缩影，这些场景让读者对香港那个时期的社会风貌有了深刻印象。
“文化沙漠”这个标签，仿佛一支曲子里的不和谐音。在场的文化人，当即肃穆了表情。
这不，黄子平身边的王笛也接过话茬，开始为澳门“辟谣”。
“澳门也不只是大众认知中的那样，只是一座赌城。你要了解澳门，眼中就不能只看到澳门的灯红酒绿，要知道它是东西方文明的桥梁，要知道第一部由马礼逊编撰的英汉词典在这里出版，第一台印刷机也在这里诞生。”王笛提醒大家，16世纪以来海不扬波的澳门，非但不是“文化沙漠”，反倒是城市文化研究的宝库。
大三巴牌坊、威尼斯人、猪扒包……澳门像个旋转的宇宙球灯，在每个到访游客的心中，投下陆离光影。然而，王笛让我们侧耳倾听，越过那车水马龙，穿透那市井繁华，这座城的地表下，湍湍流淌着文明之音。
澳门的历史文脉，不曾断裂，也并不神秘。它就在街头巷尾，比如——
澳式菜肴里传承百年的古法，工匠手中代代相守的质朴手艺，还有像郑家大屋这样保存完好的百年老宅……它们不是冰冷的展品，而是这座城市跳动的“活化石”。
借着这些鲜活的引子，王笛带我们探向澳门的文化肌理。他笑谈，今天刚来现场，听到他人误称澳门只有一所大学，事实上，这座城市已有六七所大学了。它们也并非沉默的象牙塔，而是一个个文化引擎——组织发起文化节、读书节及公共史学项目，书店里充斥着学者关于文史哲的讨论，是澳门的日常文化景象。
“我认为澳门大学会成为澳门的一个品牌。因为在这所学校，历史阅读与写作不只是历史学家的事，而是像我近几年反复强调的那样：人人都是历史学家。普通人也在研究宏大叙事。”一则突然插播的“招生广告”，结束了王笛的城市文化科普。一旁的胡洪侠忍不住辣评：“这个招生广告打得正是时候，因为过几天就高考了！”
有人的地方就是“文化绿洲”
“文化沙漠”上吹拂着“文化焦虑”的风沙。为躲避风沙，深圳又会建一个怎样的绿洲？
胡洪侠告诉我们，为此，深圳开启了一场时长25年的“高贵的坚持”——深圳读书月。
从2000年起，每年11月1日至30日，深圳都会迎来这场冬季的“保留节目”。由此配套衍生出许多知名品牌活动，如深圳读书论坛、经典诗文朗诵会、年度十大好书、领导荐书、诗歌人间、中小学生现场作文大赛、书香家庭评选、赠书献爱心、绘本剧大赛、青工阳光阅读等。
为什么在深圳这样一个刚刚兴办的特区里，办了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全民阅读活动？
胡洪侠解释，这个行为，可以搭配深圳的那句标语“让一座城市因热爱阅读而受人尊重”一同食用——它们言说着深圳人的文化焦虑，即在文化意义上得到尊重。
即便如此，依然会冒出一些不同的声音：“你们深圳人每年11月才读书。”胡洪侠则回击：“你们11月连书都不读。”
至于“文化沙漠”这顶帽子，胡洪侠说，当然没人愿意戴，因为戴了就意味着你要承认自己没文化。
他进一步解构称，这个概念从来是一场“流动的傲慢”：它总被扣上新兴工商城市的“帽子”——伦敦曾以此不屑纽约的“浅薄”，转头，纽约又用这个蔑称讥讽洛杉矶的“庸俗”。
“你看，这顶帽子仿佛一定要传递一样，好像不传递的话，就没有效力。但自从深圳办了20多年读书月活动，关于它‘文化沙漠’这个呼声渐渐就少了。”
有段时间，各城的文化人都在为这个称呼焦虑和自我申辩。但胡洪侠觉得，大家没必要焦虑，本质上，就没“文化沙漠”这回事，有人的地方就都是“文化绿洲”。
当然，深圳人早就被文化焦虑裹挟。胡洪侠此前翻看80年代的深圳报纸上的读者来信，发现大部分投诉集中在：深圳书店太少、太小、太脏乱。还有人质问，为什么偌大的深圳，没有一个书摊或报刊亭？甚至连一本《读者》都买不到？
胡洪侠是懂得深圳人的，他明白，这种焦虑，就是因为深圳人知道如果不向书本、他人和世界学习，他们连工作都找不到。更深一层，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深圳人对文化的渴望。这渴望并不来自什么高贵的阅读天性，也不是什么悠久的文化传统和阅读传统的延续，而是改革开放以来，全民学习浪潮的翻涌。
“文化沙漠”和“文化焦虑”，从来不是一座城自卑的叹息，而是它清醒的自我认知。当其他城市还在为“是否被贴上沙漠标签”争论时，深圳早已用行动证明，文化的厚度从不取决于历史长短，而在于对精神文明的持续追求。
从“文化沙漠”到“阅读典范”，这场跨越40年的蜕变，藏着现代化进程中最动人的注脚——阅读改变命运，深圳正是这句话的试验场。
“如果大家还对这座城有什么好奇之处，欢迎大家今年11月来参加第26届深圳读书月。”胡洪侠挥挥手，笑着向观众发出邀约。
阅读不是功利的
“杭州的名堂，大部分都是发烧友玩出来的。在这种地方，阅读不可能是功利的。”当讨论来到杭州和阅读，画风陡转——飞越了沙漠，也不见了背包客。“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作为一名在杭生活近50年的“新”杭州人，罗卫东挖出了杭州的精神内涵——“玩”。
这可不是玩物丧志的玩，也不是玩世不恭的玩，而是“雅玩”，是对东方生活美学追求的玩。
品茶、收藏文玩、把玩文创。罗卫东指出，这种雅致行为，都是一种文化表现，是宋韵绵延千年的时代回响。
虽然是一名大学教授，但罗卫东却有20多年担任杭州市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委员和副主任的经历，是杭州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他对杭州这座城市的气质和调性，有着自己的解读。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杭州人把一切事务都与生活关联起来，追求有品质的生活。在其他城市都在提“现代化大都市”“强市”等口号的时候，竟然把城市的发展目标定位在建设“生活品质之城”。这个目标看似没有什么冲击力，但只要仔细想一想，就可以明白其内涵之丰富、生动和具体。杭州也是国内率先提出城市人文精神的城市，“精致和谐、大气开放”八个字作为杭州这座城市的人文口号，成为全体市民的文化共识。生活品质也好、城市人文精神也好，无一不体现杭州这座城市特有的文化自觉。“阅读”自然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这种城市文化特性。
就连杭州市秉持的服务理念在他看来也非偶然，同样是城市文化气质的漫溢。有求必应，无事勿扰，不折腾，重体验，这种刻入杭城骨血的服务哲学，恰是千年来“温和理性”城市性格的彰显。
刚柔并济，张弛有度，以静生慧，是谓杭州。罗卫东说，这种张力，藏在杭州的方言里。表面软糯的吴语里藏着中原官话的硬骨，就像西湖柔波下的钱塘暗涌。这种张力，造就了杭州既出阿里巴巴又出西泠印社的兼容。
“正因如此，杭州总能走在前面。书店能开进医院宾馆，阿里巴巴和海康威视委托书店为自己公司成千上万的员工制定阅读计划和选配书籍。当其他城市还在量化阅读，阅读之于杭州，早已如毛细血管。”反复抛出“杭州”“阅读”的罗卫东，说起这些，语气也是平静松弛的。
的确，玩出名堂的杭州，冒出什么都不意外。书店能开进医院，我们面前这棵200岁的银杏树，也能长进书店的天井。
夜色娴静，晚风拂过，百年银杏沙沙作响。一旁，杭州晓风书屋主理人朱钰芳在树声、人语里缓缓开口。
“‘阅见西湖’的诞生，也是始于我学徒时期一个简单的梦想：在西湖边上开一家自己的书店。一眨眼，‘阅见西湖’文化空间正式开放已有两年，那个曾经的书店学徒，也已入行近30年。”朱钰芳深情回忆。
两岁的“阅见西湖”文化空间，如今又有了新身份：“杭州城市文化研究中心专家站”。参与挂牌的，是主理人相识30年的老朋友，罗卫东。
“杭州城市文化研究中心由浙江大学和杭州市共同发起成立。一个大学研究其所在的城市，这有些罕见。”罗卫东分享称，很多大学已经不屑于研究自己的城市，然而，浙大对杭州情有独钟，这是因为二者的故事和缘分年深岁久。
1897年，求是书院在杭州的怀抱中问世，这便是浙江大学的前身。抗战时期，浙大辗转江西、广西、贵州，让知识的薪火得以延续。
“可以说，二者血脉相连、休戚相关。杭州目前有些现象级的名声，研究这座城市是有必要的。”罗卫东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