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在玉环县楚门镇蒲田村，党员在村部坐班，为一位村民办理低保申请。为进一步发挥农村党员作用，玉环推行党员轮流值班制，4200余名农村党员参与村（社区）轮流值班，处理村务、协助便民代办、宣传政策法规等。林楚炳 赵梦琦 摄

　　民主法治，浙江乡村的一张亮丽名片。

　　重视民意，尊重法律，开展依法治理。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曾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对基层依法治理工作的领导，用法治的理念、务实的作风推进基层依法治理工作。多年来，历届省委一任接着一任干，切实加强和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顺应美丽乡村建设的新定位、新要求和新机遇，基层法治建设的内涵不断丰富完善。

　　“把法治精神作为主心骨，真正信仰法治、坚守法治。”随着依法治理的号角响起，浙江广袤农村正在演绎美丽蝶变。

　　突破口在哪——

　　规范用权促公平

　　47岁的李正泽是长兴县徽州庄村的村监会主任。这些日子，他每天都要到村里的生活污水处理工地上转转，一看工程进度，二看工程质量。李正泽说，这是村里861户村民交给他的任务。

　　2014年村监会换届，李正泽从老主任手中接过了这副担子，从此成为村民监督村干部的“眼睛”：列席村两委班子会议，监督村务财务公开情况，审核村里财务报账凭证。必要时，还要建议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大到建设工程，小到铅笔胶水，李正泽都有权也有义务过问。

　　像李正泽这样的村务监督员，全省共有10万名。村监会最重要的权力是“账前审核权”，即在审核村财务时，不仅看已有账目，还要看账目形成前的相关发票等票据，改变了村两委干部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状况，形成了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机制，有效规范村干部行使职权。

　　如今，村监会已在浙江农村落地生根，3万余个行政村实现全覆盖，浙江基层法治建设翻开了新篇章。2010年，全国人大修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作出“村应当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的规定，这一来自浙江基层创造的新经验由此走向全国。

　　规范村级权力运行，加强乡村党风廉政建设，进而提升乡村治理能力，这些年，我省依法治村的探索步伐从未停止。

　　在宁波宁海县，去年3月，全县427个行政村的上万名村干部和村民领到了一本小册子——《宁海县村级权力清单三十六条》，以漫画形式阐述了包括村级招投标、宅基地审批、低保户申请等在内的涉及农村重大决策和民生问题的流程。县纪委负责人说，流程均来自现有涉农法规政策，其意在规范农村干部的“小微权力”，也让村民们知道自己享有的权利，知道村干部哪些能为、哪些绝不能为。

　　在台州温岭市，860个行政村如今全部实现了村务电视公开全覆盖。每个村民都可以随时打开电视查村账。为提高村务特别是村级财务透明度，温岭还全面推行村级民主决策“三议三公开”、村务监督两级会审、农村“三资”阳光监管“双述双评双诺”、违反村级管理规定责任追究等一系列制度。山马村村民马宗富说：“如今，哪怕是1分钱的进出，都清清爽爽。”

　　在衢州江山市，从2011年开始试行重点村村监会主任兼职乡镇(街道)纪(工)委委员。这一制度层面的有益探索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村监会的地位更高了，村监会主任行使监督权时底气更足了。江山市纪委负责人说，现在村里都很自觉地配合村监会工作，而且，村监会主任兼任街道纪(工)委委员后，还要帮助街道做好其他村的村务监督工作，责任也更大了。

　　近年来，我省还先后出台《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任职实行回避制度》等15项重要制度，涵盖村务监督工作的各个方面，形成比较完备的村务监督制度体系。

　　公权行使到哪里，监督就延伸到哪里。我省近年来民意调查显示，有八成农民群众对农村党风廉政建设表示满意或认可。2009年以来，我省反映农村党员干部违纪违法的信访量持续下降，最多的年份下降了15.5%，并出现了一大批“无信访村”。

　　推动力在哪——

　　依法自治促和谐

　　初夏走基层，新风扑面而来。

　　在慈溪坎墩街道坎东村村委会布告栏中，30条村规民约特别醒目。村党总支书记叶长裕感受深刻：“以法律法规为基础的村规民约，是推进农村基层自治的好办法。全体村民参与村务管理，全程参与制定村规民约，使其成为村民自我管理的法宝。”

　　哪些内容可以纳入村规民约，哪些内容需要删减？经过近一个月反复讨论、座谈和征求意见，今年5月初，坎东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新修订的村规民约。村干部胡央聪说，村规民约修订过程中最大的亮点，就是融入了“五水共治”、“三改一拆”等重点工作和时代元素，还对本村优秀学生进行奖励，对考入重点高中、重点大学的学生发放奖学金，以倡导好学向上的风气；对见义勇为行为进行奖励，以弘扬社会正气。

　　作为维护农村公序良俗、促进村民自治的管理规范，村规民约是依法治村的有效载体。村规民约中的每一条看似简单，却体现了全体村民的利益和意志，而且操作性较强，有效维护了村民权益和农村秩序。

　　这些年，结合村规民约，嘉兴、湖州、绍兴、金华、温州等市还摸索总结出一套“德治、法治、自治”三治合一的农村治理创新模式。

　　在桐乡市崇福镇星火村，拖延了16年的拆迁项目日前终于打桩动工。村党总支书记沈迎新深有感触地说：“如果不是采用‘三治合一’的办法，可能再拖多年也开不了工。”

　　“三治合一”，通俗地讲，就是在法治的前提下，努力做到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星火村定下规矩：涉及开发建设的事项，不论大小、不分难易，诸如套型面积、户型结构等细节问题，都必须经过集体讨论、民主协商处理，还须经村法律顾问的法律审查通过。“光开发方案的会议就开了100多次。有几户村民思想有疙瘩，也用不着镇、村干部动员，其他村民主动上门劝说。”沈迎新说，最终，大家一致达成拆迁方案。

　　一个和谐的社会，应当是一个民主的社会、一个法治的社会。

　　针对不断涌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我省农村创新激情奔涌。从民主恳谈会、民情沟通日、村民议事会，到百姓参政团、道德评判团、百事服务团，这些带有泥土味的创新举措，从诞生之初，就在阳光雨露下蓬勃生长。

　　如今，全省90%以上村庄制定了村民自治章程或村规民约等制度；所有行政村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95%的村已达到民主管理规范化建设标准，676个村(社区)成为省级或全国“民主法治村(社区)”。这些，都走在了全国前列。

　　实践证明，通过法治定纷止争，既提高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的能力，又促成良好村风、民风，加快构建和谐乡村。

　　持久力在哪——

　　信仰法治促共识

　　让法治成为村民的信仰，才能推动农村法治建设走得更好、更远。

　　前不久，安吉章村镇长潭村一起长达10年的土地纠纷被成功化解，让村民对法律顾问刮目相看。这起纠纷并不复杂：村里一对邻居为一块宽1米、长7米的土地归属闹起了矛盾，双方各不相让，村干部也束手无策，一直拖到法律顾问来村里“坐堂”，这个难题才出现转机。村干部看到，法律顾问对适用法律条文的详尽解释，如一帖清醒剂，让双方恢复了理智，最终握手言和。

　　村干部感慨：“现在，我们很需要法律指导和服务。今后村里遇到什么涉法问题，都要先咨询法律顾问。”

　　随着民主法治进程加快，村民维权意识日益增强，但法律知识普遍缺乏，小纠纷容易闹成大事件，影响基层稳定和发展。如何把法治观念融入村民头脑，体现于村民日常行为，是推动法治的一项重要课题。

　　多年来，我省一直坚持派遣司法干部下乡进村，担任法律知识宣传员、矛盾纠纷调解员、形势政策宣讲员、社情民意信息员、助推发展指导员，开展“服务基层、改善环境”主题实践活动，并对各地开展村务法律体检的情况进行抽查。

　　在浙江，农村普法宣传的形式和内容，越来越丰富多样。普法茶楼、法治公园、法治广场等特色法治宣传教育场所随处可见，普法微信、微博、微电影等新媒体方兴未艾，农村普法正在实现从灌输式向渗透式、从单一化向多样化、从“小普法”向“大普法”转变，农民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氛围不断增强。

　　活跃在农村的法律志愿者，同样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他们细心收集群众的法律服务需求，梳理并提交村(社区)法律顾问处理。仅2014年，成功调解重大矛盾纠纷1.76万件，协助处置信访案件3717件，为乡镇、街道和村(居)组织提供相关法律意见和建议4880条。

　　国泰民安法为本。人们发现，随着法治触角不断延伸，法律服务保障越来越有效，依法治村的生动局面正在之江大地精彩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