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张西立：《见怪不怪，其怪自败——对当今世界邪教横行的一点文化分析》，载《学术界（双月刊）》，2001年第4期。作者简介：张西立，求是杂志社编辑。

　　不管今天对“全球化”的来龙去脉有多少种不同的理解，但在一点上大家的意见似乎还是比较一致的，那就是：“全球化”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进行的。这就意味着，在我们坚持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以积极的开放姿态走向世界的同时，域外文化特别是西方宗教文化凭借其在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明显优势正席卷而来。西方国家而主要是以英美为首的当今世界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力求在时间和空间上尽可能地拓展资本和商品市场的同时，作为一种伴生物，甚至是在他们的推波助澜下，长期以来为他们所推行和信奉的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甚至那些同样为他们所深恶痛绝的消极因素如邪教等也在“全球化”。

　　事实上，我们着眼于广泛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但我们却无法完全拒绝与这些从根本上与我有利的东西在正负两个方面都密切相关的其他文化基因的同步输入。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因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本身就有一个互动磨合的过程，人类文明的发展其实就是在这种不同文明形态间的氤氲消长中走向新生的。这种“和而不同”的相处方式在实质上是尊重不同文明形态的现实合理性的，是一种基于相互独立地位之上的平等的、讲究共生共存的方式，因而当然是应为一切文明国家都能接受的交流方式。

　　但在实际层面，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并非如此理想化，即都是遵循“和而不同”的规则的，而是在实力发展不均衡的情况下，强势一极总是想通过自身拥有的强大的经济、政治、科技等力量在更大的范围内硬性推行自己那套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搞什么“全球文化一体化”，这是典型的文化霸权主义的做法，是为我们的先贤们所深恶痛绝的“同而不和”的“小人”行为，当然也是我们应该反对的。文化霸权主义的做法虽然在根本上是与世界文明发展的自然进程背道而驰的，而现实的一面却往往是“强权即公理”，因而，处于弱势一极的民族、国家虽不情愿，但一时又无法改变这样一种现实，在一定程度上只好忍受着被侵蚀、被渗透、被同化的痛苦。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强权威压之下，必会是极端非理性力量的反弹。这一点表现在当今文化意识领域，就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基督教文化形态力图用他们那一套文化观念一统天下，而另一方面，却是许多落后国家的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和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崛起。这种被塞缪尔·亨廷顿先生称之为“文明冲突”的现象，构成了当今“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大形势下的一个蔚为壮观的场景。

　　我们不主张“文明冲突”论，当然也不希望被西方文化霸权主义所征服，但事实上，我们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卷入了这场充满变数、危机四伏的“搏弈”之中。如果我们敢于正视一下现实的话，即使是在我们这个主流文化中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度，今天也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传统宗教活动极端化的倾向。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如我们在具体落实党的宗教政策的过程中，由于一些工作失误如在认识和处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与进行科学无神论教育之间的关系上没有把握好分寸带来的问题；但国际大气候的影响和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全球化”的时机对我蓄意进行的宗教渗透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正是在国际敌对势力和境外分裂主义势力不断加大利用宗教对我进行的政治渗透和分裂活动力度的情况下，近年来，我国境内的宗教矛盾有增无减。由此也可以看出，当前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我们是不是或能不能完全置身于“文明冲突”之外，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更好的防范和化解、以至于不会更深地卷入这场正在全球一定范围内蔓延的“文明冲突”的旋涡之中。

　　如前所述，邪教不同于传统宗教。但在“全球化”的形势下，邪教得以在世界蔓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就是传统宗教特别是极端非理性倾向的所谓“全球化”。因此，要对邪教在中国乃至世界上的肆虐和横行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对传统宗教在“全球化”条件下的若干遭际特别是当前中国宗教问题的复杂化和尖锐化的一面有所把握，当是一个有益的视角。

　　如此看来，正在现代化道路上急切前行的我们，尚且没有接受现代理性精神的充分洗礼，却又在承受着来自强势一极的实质上是反理性的极端文化因素的侵蚀和磨难，这对我们来说不啻是双重的枷锁。因此，今天的我们也许面临着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为艰巨、复杂的文化整合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