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代邪教孳生和蔓延不仅有其国际根源和社会根源，而且还有其文化根源。

　　众所周知，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就废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方针，而果断地采取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和建国方略，“科技兴国”成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口号。

　　但是，颇具有几分戏剧意味的是：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我国许多邪教组织却也打着“科学”（主要是所谓“生命科学”、“人体科学”和“宇宙学”）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并且屡屡得手。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李洪志能到处宣扬自己的“四大功能”，不仅炮制了“白色物质”和“黑色物质”的“人体科学”，而且信口雌黄地谈论什么“宇宙论”，谈论什么宇宙本性（“真”“善”“忍”），这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而且，如果李洪志是一个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家的话，他的这些所作所为倒也有情可原，但是他是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业已出版140年的今天，在“宇宙岛”概念已经提出了两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在当代人们的兴趣已经是讨论宇宙学模型（是爱因斯坦等人坚持的“大爆炸宇宙模型”还是邦迪、戈尔德等人坚持的“稳恒态模型”更能反映物质宇宙的本来面貌）的今天，提出他的这些歪理邪说的，但是即是如此，却也能蒙骗那么多人，甚至一些自然科学家。仅仅用一些（自然）“科学”的“概念”和“术语”就不仅能够蒙骗文化层次低的人，而且还能蒙骗那些文化层次比较高的知识分子，甚至一些自然科学家，这样一种怪异的文化现象无疑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笔者认为，为要解释这样一种怪异现象，单单靠“国际影响”和“社会根源”似乎不足以说明问题，似乎还需要考察和分析一下我国邪教产生的文化根源或思想认识根源。毫无疑问，自然科学，自近代以来，就一直是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为重大的力量之一。离开了自然科学的高速发展和辉煌成就，不仅现代人类的生活难以想象，而且现代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也无从谈起。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自然科学在给现代人类带来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也曾给人类带来过一些痛苦甚至灾难。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在世界各国就处于领先水平。但是，德国在自然科学技术领域的领先，不仅没有给德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带来幸福，反而给德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带来无尽的灾难。这样一个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永远记取的。这一历史事实极其生动地告诉我们：在现代人类面前，存在着一个如何全面正确地理解自然科学概念的问题，亦即自然科学同人的关系问题以及自然科学同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问题和物质文明建设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