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兰，1948年出生，是内蒙古乌兰浩特市卫东镇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我原本有一个非常幸福美满的家庭，小我一岁的丈夫叫李国华，曾在镇政府工作（因患有心脏病提前病退），依靠退休金加上三个子女的供给，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1998年，我从县城的广场上接触了法轮功，听传功的人介绍说：“练这个功能强身健体，生了病不用打针、吃药就能治好，还能教人‘做好人’，甚至能‘一人练功，全家受益’。还说练这个功的人‘上层次’后不但不会生病，而且师父的‘法身’还会保佑弟子们一生平安，到最后功成‘圆满’时，还能上天‘成神成佛’”。受传功人的蛊惑，我加入了法轮功，并从传功人手中买了一本《转法轮》，回来后便投入“学法”和练功中。

    为了早日弄懂弄通法轮功的功法和理论，我又买了一些法轮功的书籍、磁带等，坚持每天早上到练功点练功，回家后看有关法轮功书籍，还经常与工友们交流练功心得，很快就把法轮功的主要动作学会了。由于法轮功的心理暗示性和它的“五套”功法的气功作用，我习练了一段时间后，感觉老胃病似乎有所减轻，就觉得法轮功真是太神奇了，这更加坚定了我修练的信心。从那时候起，我成了法轮功的忠实信徒，把李洪志奉若神明，更加崇拜，还把李洪志的画像供在家里，每天为其烧香磕头。当时满脑子都是法轮功的东西，为了放下“情”，对家人的关心更少了，以前的嘘寒问暖、笑容可掬的脸再也看不见了。相信法轮功的“消业”说，不但自己有病不就医吃药，而且家人谁有病都阻止其看病、用药。一开始，虽然我的表现有些另类，但由于当时国家并未明令禁止，我丈夫及孩子们以为这玩意只是强身健体的东西，所以也就没有管我。但后来我所作所为，让家人越来越不理解，甚至经常发生矛盾。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大部分练习者都纷纷放下了法轮功，可我却认为教人“做好人”，还能使人“圆满”的好功，不应该取缔，所以非常抵触。后来功友告诉我，“师父”发出“经文”，要我们“走出去”，说这是“圆满的最后机会”。听到这些，我一下找到了主心骨，不但练法轮功的劲头更足了，还不顾家人的劝阻伙同其他“练功”人员一起到北京“弘法”，在当地散发法轮功宣传品是常有的事，以求“层次”的不断提高。2003年初，“非典”开始肆虐，人们大都减少外出，我却认为“师父”所说的“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经常不顾家人的阻拦，出去动员别人“练功”，到处鼓动说一旦灾难降临，不信“大法”的人将会下地狱。后来，由于政府采取措施得当，当地未发生一起“非典”疫情，我却说是“师父”大发慈悲，用无上法力解除疫情，挽救了众生。丈夫因为管不了我，对我可奈何，只好整天生闷气。

    更让家人无法理解的事是，我经常利用照看小孙子之机向还不懂事的小孙子灌输法轮功的东西。为了让小孙子早日得法，我教他练功，背经文，还用物质奖励鼓励他。在我的耳濡目染下，小孙子“精进”得很快，不但学会了一些功法，还会背一些经文，我认为这对孩子讲是给了他天大的好处。没想到2006年10月的一天，孙子的老师给我儿子打电话，说小孙子在幼儿园里和小朋友玩时大声叫嚷“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之类的话，说是奶奶教的。为此气得儿子媳妇火冒三丈，将家里面的法轮功“经文”、光盘等付之一炬后，要求我别再信这害人害已的法轮功了。我不但不听他们的规劝，反而非常生气，认为他们都是干扰我修炼的“魔”，还以跳楼自杀相威协。

    由于我的缘故，丈夫不仅缺乏照料，还常常生气，身体情况每况愈下，2009年5月15日，心脏病复发，我不是第一时间求医问药，反而认为是丈夫“业力太大、罪业未除”，而他平日里又对“师父”多有得罪，所以“师父”这次没有管他，任其自生自灭。如果送到医院，“师父”就更不保佑他了，我就自己在丈夫旁边跪求“师父”为丈夫“消业”，看不见效，于是又把几位“功友”叫到家中给丈夫“消业”，等儿女们得到消息赶回家中时，他们的父亲已经离开人世，离世时刚满60岁。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八年的时光一天一天如流水般逝去，晚景凄凉的我，一想起丈夫就悔恨不已，更加痛恨法轮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