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美国20世纪民间反邪教运动对我国开展邪教人员社会帮教的启示
我国邪教人员社会帮教模式的构建需要立足我国国情与反邪教工作实际，借鉴包括美国民间反邪教方式、对刑满释放人员和吸毒人员进行社会帮教等等国内外相关工作形成的理论知识、实践经验，特别是作为现代社会工作主要方法之一的“个案工作”等等理念与做法。
因为，邪教问题首先是一个社会问题。社会中间的一些人，希望通过编造歪理邪说、构建邪教组织，敛财骗色、满足非份欲求；更有那么许多人，由于自身或者其他方面的多种原因，或者被诱骗，或者出于好奇，或者因为对宗教、信仰基本知识的缺乏，或者对现实不满，或者陷于各种困难和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主动或者被动地成为邪教组织成员。这在世界各国都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是芸芸众生难免遇到各种困难、问题、疑惑，社会管控、救济不足的一种表现，没有必要过于紧张或者过分神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邪教问题就是一个社会问题，对邪教人员采取社会帮教、让他们回归社会正常生活，具有社会工作属性，可以归入社会工作范畴。
邪教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所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要想正确、正常执政，必须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有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的核心与灵魂的执政党，才能够在广泛吸收民意的基础上，结合国际国内具体情况，制订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奔向更加美好的新生活。否则，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没有一种居于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动员、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让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即使执政党拥有再好的发展宏图，也难以达成目标；甚至，有的邪教组织及其首领、骨干甘当国外反华势力的利用工具和马前卒，影响、损害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和伟大复兴事业的尽快实现。所以，邪教人员社会帮教是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环节，是捍卫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举措，是争取民心、夯实党的领导的群众基础的必要保证。因而，对邪教人员的社会帮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工作。
具体说来，要做到几个结合：
（一）短期目标与从长计议结合。
对邪教人员的社会帮教一般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做人的工作，尤其是做人的思想工作，特别需要细心、耐心；更何况是那些在邪教组织浸润许久、几乎已经把邪教教主所主张的思想、说法、话语当做自己的近乎本能的一部分，并且已经相当习惯了在教内的生活的这些深度痴迷人员。所以，帮教工作必须在较为深入地了解对象基本情况的基础上，确定短期工作目标、制订中长期工作计划。
一般而言，短期工作目标至少包括能够与对象见得上面、说得上话，让工作人员有机会把帮教意图或者说对对象的好处能够得以传达，在一定程度上转变思想认识，甚至作出不再从事相关活动的承诺。
从国内外邪教人员帮教工作实践看，邪教人员、特别是深度痴迷人员，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帮教工作、回归正常社会以后，往往会出现反复。因而，帮教工作不可以浅尝辄止，需要持续关注。所以，必须根据帮教对象的实际情况，制订中长期工作计划。明确帮教工作小组组成人员，持续观察、评估帮教对象的言行举止，因人而异、因地制宜、与时俱进，讲究方式方法，适时跟进帮教举措。
（二）专业技能与集体智慧结合。
对邪教人员开展帮教是一项既具有社会工作属性，又具有明显政治属性的高难度工作。这项工作涉及宗教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决策学等等多门学科知识，专业性强、综合性强，需要相关工作人员在充分发挥各自专长的同时，紧密配合，以集体智慧应对、战胜不同种类的邪教人员、不同痴迷程度以及不同层次的邪教人员。
比如，在对邪教人员开展帮教工作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诸如“为什么说我们这个是邪教”“我们信的就是某某教（正统宗教）”“我强身健体有什么错”“你们这样做有什么法律依据”等等一时比较难以回答的问题。要回答这些问题，不仅需要做帮教工作的经验、技巧，还需要其他多方面的知识。而作为单独的某一个人，很难同时兼具太多方面的知识、技能。这就需要发挥集体的力量，或者请教相关方面知识、经验比较丰富的专业人员，或者探讨如何以恰当方式回应，以集体智慧应对这类很难回答、而又难以回避的问题。
从实践经验看，这类“疑难问题”如果得到较好解决，对于转变邪教人员的思想、观念会有很大助力，乃至成为转化某些“顽固分子”的突破点。
（三）释疑解惑与实际举措结合。
许多邪教痴迷人员在被拉入邪教组织之前，对什么是宗教、什么是邪教，往往一知半解或者了解很少；加入邪教组织以后，在歪理邪说的蛊惑、特别是群体效应的作用下，更加没有时间、机会去分辨是非，而是盲目相信、全盘接受，浸染其中、难以自拔。要想帮助他们走出邪教的阴影，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让他们能够明辨是非。帮教人员需要择机向他介绍宗教、信仰的基本知识，痴迷邪教的危害，改变他们的错误认知，了解痴迷邪教的严重后果。同时让他们明白，只要自己坚定信念，在帮教人员和家人等等的帮助下，完全可以走出邪教阴影，重新走上正常生活轨道。
人都是生活在当下的，哪怕的邪教痴迷人员，也会在工作、生活、家庭中间出现这样那样的困难、问题，比如，住房租房问题、家庭关系问题、子女教育问题、工作就业问题、看病就医问题，等等，需要得到他人的帮衬、支持、援助。帮助解决帮教对象的实际问题、以诚心换得真心，是教育转化、社会帮教工作的重要经验、成功做法。
（四）严格监督与温情关怀结合。
通过家庭的温暖和社区的力量，为帮教工作提供情感和资源支持。帮教人员通过与其父母、家人交谈，让他们认识到，帮教对象之所以走上这条道路，也有他们平时忙于工作事务、疏于关心教育等等原因；一些帮教对象因为离不开原来的圈子，几乎不与外界其他人进行正常接触、交往。为此，帮教人员应该发动其家人、亲友和社区工作人员，共同构建监督帮助小组，监督他们的交往情况、重建健康的社交网络、远离邪教人员。
同时，仔细观察，发现他们自身原有的或者是在我们帮教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优点、长处、强项，及时指出、予以肯定与褒扬，让他们获得成就感、重建自信，品味离开邪教组织后的满足感、重获信心。
为进一步强化回归意愿，帮教人员可以通过社区、当地派出所寻找几名脱教成功人员现身说法，与其交流脱教心得；帮教人员和家人、亲友在节假日、休息日，也可以邀约他们一起聚餐、游戏、郊游，享受正常生活的乐趣、正常生活的美好。
（五）民间运动与政府主导结合。
要充分发挥民间力量的效用，使反邪教运动成为民众自发自觉的运动。在反邪教运动中，不仅要发动邪教信徒的亲属、专业人士、前邪教信徒等力量，还要注意发动大众传媒、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立法机关参与反邪教运动。同时，政府应大力支持民间的反邪教运动，并且在反邪教工作中起到主导作用。
俗话说：高手在民间。因为这些民间人士往往处在问题最前沿，相关问题经常使得他们自己家人、亲友非常困惑，具有解决问题的强大内驱力，对问题的出现、发生发展以及应该与可能的应对方式方法能够掌握的比较及时、精准，甚至有的方式方法已经得到有效验证。但如果一味简单地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民间人士身上，也是片面的。因为民间人士有其局限性---这在美国民间反邪运动中间已经有所暴露，比如，他们解决问题的着眼点往往在于与自己紧密相关的那些人，一旦这些人的问题得以解决或者缓解，他们就有可能逐步淡出这项工作；再者，仅仅靠着他们某一个或几个方面的知识、经验解决问题所形成的帮教模式，其普适性往往大打折扣。
要想做好这项颇具综合性的工作，非常需要掌握比较全面社会资源的政府的统一领导、指导、协调。政府主导的重要工作至少包括：摸清本地需要帮教的人员的底数；明确相关方面以及人员的职责；在借鉴、吸收多方面意见、经验、做法的基础上确定行之有效的帮教工作模式；建立帮教工作的评估机制；构建平台或者创造条件，让各地、各方面的专家以及各地在帮教工作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能够为各方所参考、借鉴；督促、检查相关工作的正常、有序开展；通过反邪教宣传、教育工作，营造识邪、防邪、拒邪氛围。
（六）探索经验与国际合作结合。
许多邪教已发展成为跨国组织，当某一国加强打击力量时，邪教组织的主要头目往往转移到另一个国家，进行遥控指挥，或者利用所在国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成为危害社会的恶性毒瘤。因此，必须加强国际之间的合作，共同打击邪教。同时，各国政府、民间组织、反邪教人士在与邪教组织斗争过程中形成、提炼的有效举措和经验做法，也可以相互交流、学习，取长补短。
美国民间反邪教实践探索中间就有若干相当值得汲取、扬弃的成分，比如，我们至少可以从“程序解除”中间汲取两点，其一，痴迷邪教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一种被教主操控、被“程序”固化的情形，因而，通过某些做法将这种“不良程序”予以解除，应该是一种思路与努力方向；其二，帮助邪教人员走出阴影，不可以采取简单、粗暴、强制的做法，要敬畏法律，顾及尊严。还有，“战略影响法”的积极效用。从美国民间反邪教实践情况看，对邪教痴迷人员的帮教工作的确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人是有思考、比较能力的，痴迷邪教可谓一个人受到了某种影响、蛊惑，误入歧途，如果帮教人员能够针对具体个人的情况开展深入细致的工作，释疑解惑、讲明利害，邪教人员也许不是很快就能够理解、接受，但是“战略影响的种子”已经埋下，在一段时间的发酵后，可能就会起作用。因而，帮教工作档案记载就显得非常重要。它不仅是做好某一名邪教痴迷人员帮教工作的基础，更是进一步做好其他更多邪教痴迷人员帮教工作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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