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曾被嘲笑是“电影荒漠”：东南一大都会，娱乐场所却不发达
很难想象，在民国时期，杭州曾被嘲笑是“电影荒漠”。
1933年5月9日的《申报本埠增刊-电影专刊》，在第一版发表了文章《电影在杭州》，作者傅敬嘉在文中写道，“在杭州的电影，我以为可怜得很。这末大的一个商埠，纯粹的电影院只有三家，不，其中有一家还有时做京剧或新剧的。三家戏院中要算西湖大礼堂影戏院最好，地址在西湖里，很幽静的，风景也很好。院址是从前西湖博览会时的大礼堂。开映的片子都是外国片，而且很陈旧的，间或开映国片，大部是联华的出品。可是开映国片时价钱要贵一些。这戏院本来隶属杭州电厂，后来才改为商办的。布置得很好，建筑也合于艺术化。可是离城远，不大方便，尤其在夜里。观众以学生居多，工人们是不大有的，如果在杭州的影戏院中说起来，这一家是可称为贵族化的。
“次之的是城站的杭州影戏院。比西湖影戏院差一些，可是座价是不低的。开映的片子大部为明星，间或开映些有声的外国片，如龙虎斗之类。每天开映二次。热天的时候有时会减低价目，而且连映二部长片。观众以上中阶层居多。
“最可怜的是浙江大戏院，陈设恶劣，而且内部很不卫生，有许多的观众是不肯进去的，开映些滑稽的陈旧的外国片。这家戏院常常改字号，常常换花样的。它也不能称为纯粹的影戏院，可是在电影不发达的杭州，也只好让它占领一席地了。”
作者最后总结，“总之，杭州的电影事业是不发达的。可是杭州有一个优秀的西湖，所以拍外景都上杭州去的多。我们可以说杭州是电影外景的供给地。”
当时的上海，是中国的文化中心，电影行业尤其发达，当地的报纸这么说杭州，倒也无可厚非。两年后，北方的报纸也开始嘲笑杭州的娱乐业，“杭州虽然拥有五十四万人口，配称东南一大都会，可是娱乐场所却不怎么发达。全市八百多家茶馆，大半是附有‘说书’的，这算是最普通最平民化的娱乐地方了。”这是1935年1月25日出版的《天津益世报》，对杭州娱乐业状况的锐评。在当时的杭州，比较“成样子”的演艺场所，有大世界、杭州影戏院、浙江大舞台、新新娱乐场、荣华戏园五大家。可以作为参照的一组数据是，1927年到1930年，中国影院数量从约100间增至约250间，而作为当时东南一大都市的杭州，直到1935年，才迎来了联华大戏院。
联华大戏院称得上横空出世，它是一座真正现代和高级的电影院，戏院开业的广告宣传语这样写：“建筑伟大，布置新颖，声光俱佳，名片如云，全场水汀，温暖如春，沙发座椅，安适称心”。“水汀”就是暖气（英文steam的翻译），在当时，杭州冬天有暖气的电影院，简直就是碾压级别的存在。
联华大戏院就是后来的胜利剧院。
开业剪彩请来阮玲玉 戏院门口字眼醒目：票已售完，明日请早
阮玲玉的出席，是当时联华大戏院开业宣传的大招。
这也是当时电影院开业最常用的手段，明星剪彩加上其主演的电影作为开幕影片。比如1931年底，位于青岛的山东大戏院开业，就专门请来影星胡蝶主持剪彩，开幕电影便是胡蝶主演的《歌女红牡丹》。套用这一模式，联华大戏院的开业，请到的是阮玲玉。
阮玲玉的事业和爱情，都有杭州见证。1933年拍《城市之夜》的时候，剧组到杭州拍摄，唐季珊提前赶到，鞍前马后表忠心，众人调侃起来，唐季珊还推说自己是在龙井有茶叶生意。阮玲玉的另一部代表作《香雪海》，外景拍摄地就在杭州的超山。
1935年1月18日，《东南日报》头版被联华大戏院开业消息承包。阮玲玉的名字与照片，占据了最醒目的位置，开幕片是她主演的《神女》——“联华影业公司最新出品”“是十字街头千万可怜虫的哀鸣，是一部凄绝尘寰的大悲剧；俱妖娆之体，赋纯洁之魂，人间圣母！处无告之境，遭冷酷之诮，忍气吞声！看此片面不感动者，绝无其人！”作为无声电影，《神女》在当时属于“神作”，联华大戏院的票务采取分售制，一个上午就全部卖完，开业当天戏院门口手写看板上的字眼非常醒目：票已售完，明日请早。
这次剪彩亮相，也是阮玲玉生前最后一次大型亮相。不到两个月，1935年3月8日，阮玲玉在服用过量安眠药后身亡。顶流女明星，选择陨落。消息一出，全国震惊，刚刚开业的联华大戏院，也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阴影。
上海大亨参与投资 见证了中国电影最初的崛起
“1935年1月，由上海联华影业公司与杭州商人合资新兴建的联华大戏院开业，这就是浙江胜利剧院的前身。”这是关于胜利剧院历史中经常引用的一段史料。有一个说法，这个杭州商人姓杨，据杭州市志记载，“联华大戏院（今胜利剧院），由上海联华影片公司张啸林、吴邦藩等与杭州地产主杨东升合资新建，设沙发座椅1170座……”查询杭州市档案馆资料，得到一条1945年联华大戏院的续约合同记录，合同显示：总经理和董事叫陶伯逊，经理叫孙时厂，业主则为杨东升、杨升元。
吴邦藩与陶伯逊都是当时的电影实业家及制片人，代表联华影业公司。张啸林就有点吓人了，作为民国初年知名的江湖大佬，他在加入青帮之后，与黄金荣、杜月笙并称为“上海青帮三大亨”。上海人还有一个说法，叫做：黄金荣爱钱，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张啸林在杭州拱宸桥一带长大发家，拱宸桥也因为他，一度是青帮活动的重要据点。
联华影业公司是中国电影史上绕不开的一个名字。它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却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好几部作品。在“西洋影戏”一统江湖的情况下，当时的几位电影人罗明佑、黎民伟等人于上海创立了联华影业公司。想要对抗美国的好莱坞，讲中国人自己的故事，联华影业在拍片速度上马不停蹄，以一系列作品迅速占领市场。联华影业出品的电影《故都春梦》正式上映时，宣传语即为：“复兴国片之革命军，对抗舶来影片之先锋队，北京军阀时代之燃犀录，我国家庭生活之照妖镜。”
联华影业采取在当时很先进的分约制，无论是导演、演员还是编剧，均可以与联华签订单片合约，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而投资电影院，自己走发行，又是走在了时代前列。作为唯一以联华命名的电影院，联华大戏院在杭州的开出，寄托了联华对国片复兴更多的期望。阮玲玉的《神女》在联华大戏院开幕连映16天后，接下来的片单为《大路》《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新女性》《都会的早晨》《三个摩登的女性》《生之哀歌》等，均是当时十分开启民智的进步电影。也是在联华大戏院开业的这一年，制片人陶伯逊带着联华摄制的《渔光曲》和《大路》去苏联参加国际电影展，让《渔光曲》成为第一部在国际影坛获得荣誉的中国电影。
和当时其他实业一样，联华大戏院的兴盛在日本侵华的1937年戛然而止。广为流传的一张联华大戏院的老照片，是1938年侵华的日本官兵观看日本来的演艺团体在做漫才（日本一种类似相声的表演艺术）表演。而后，这座承载了国片复兴希望的戏院，被日军强占，先是改名为“东和剧场”，后面又改为中华大戏院，专门放映日本电影。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戏院改名为“胜利”有着别样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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