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深入发展，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邪教的国际治理迫在眉睫。然而，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以邻为壑，不仅干扰、阻挠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邪教治理工作，而且利用其话语优势，无端诋毁与抹黑，给邪教的国际治理制造障碍。从场域理论视角分析邪教问题，提高邪教治理国际话语权，不仅有利于深化对邪教国际治理的认识，也是构筑反邪教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国际和平正义的重要工作。

【关 键 词】场域理论；邪教治理；国际话语权

邪教治理是保障人权、维护公平正义的重要内容。在反邪教斗争中，我国政府秉承法治精神，不断完善治理体系，积极呼吁国际合作，为世界反邪教斗争做出了积极贡献。然而，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国家对本国膜拜团体穷追猛打，却对我国的邪教治理无端攻击抹黑，这种在反邪教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不仅影响我国的邪教治理工作，也给邪教治理国际合作投下浓厚的阴影，带来巨大的阻力。提高我国邪教治理国际话语权，批驳美国及部分西方国家的话语陷阱，构建与我国综合国力相匹配的反邪话语体系，是当前与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邪教治理的紧迫工作。

一、场域理论与邪教治理国际话语权博弈

场域理论是当代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的重要社会学理论。布尔迪厄认为，所谓“场域”，就是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网络，或一个构型，个体所拥有资本的类型和总量构成它在场域中特定的社会位置，而该位置决定了人们特定的行为方式与期待，这种行为和期待也称“惯习”。实践就是场域中行为体在惯习及其在场域中所处位置（或资本）的影响下运作产生的结果，用公式表达就是：[（惯习）（资本）]+场域=实践。

在布尔迪厄看来，包括国际社会在内的整个社会都是一种通过语言进行象征性交换的市场，每一个场域都是一个独特的话语空间。一些学者指出，由于权力与资本分配的不均等性，占据国际话语场域中的权力或资本优势者将自身利益需求和价值观融入场域规则的制定之中。国与国之间的语言交流远非简单的沟通或表达意见，而是各自权力、地位、资本类型与总量等的全方位展示。因此，语言不仅是一种交际工具，而且是一种象征性暴力符号，是更深层次权力关系的标志。从这种意义上说，国际话语权也是一种思想领导权，任何国家、国际组织等都需要借助话语来实现其控制意识形态导向、宣传自身价值观念与政治立场、争取更多国际社会力量支持的目的。

在全球化的今天，人类命运与共，邪教的国际治理也需要同步跟进。邪教治理国际话语权既是一国表达自身治理邪教的立场、观点与政策的权利，也是评定邪教界定标准、联合国际社会共同治理邪教的权力，不仅关系本国的切身利益、国际形象，也直接或间接影响地区稳定与国际安全。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出于冷战思维与遏制中国发展的需要，不仅包庇纵容“法轮功”等邪教组织滋扰中国，而且依托国际舆论主导权，诋毁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干扰破坏我国的邪教治理，纵容“法轮功”等邪教组织危害中国人民，并由此产生非常恶劣的示范效果。

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提高邪教治理国际话语权，既是我国参与国际治理的现实需要，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正义之举，是打击邪教违法犯罪的标本兼治方略。

二、提高我国邪教治理国际话语权的必要性与面临的挑战

邪教问题看似是某一个国家自身的社会问题，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社会、国家、民众、文明之间不再隔绝，世界各国已经被纳入一个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的“风险共同体”。面对邪教危害的国际化，仅靠一个或某几个国家的打击是不够的，必须坚持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强邪教治理的国际合作，共同应对邪教挑战。

（一）提高我国邪教治理国际话语权的必要性

1、维护我国社会秩序的现实需要

尽管经过长期的反邪教斗争，国内邪教活动已得到有效遏制，但由于“法轮功”等邪教组织主体已逃至境外，因此，加强邪教治理的国际合作迫在眉睫。以“法轮功”为例，该组织在逃亡海外的20多年里，已成为境外反华势力的急先锋与重要棋子。它打着“宗教信仰自由”的幌子，一方面，通过“明慧网”“大纪元”等网络渠道，不断污蔑、诋毁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信任；另一方面，遥控指挥境内痴迷者不断进行破坏活动，发展信徒，危害我国社会稳定与人民群众身心健康。2020年1月25日，武汉因疫情封城的第三天便有境外“法轮功”成员假扮医护人员在网上发布虚假视频，谎称中国政府隐瞒湖北疫情，意图挑拨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破坏防疫工作。由于涉案邪教分子与服务器地处境外且受到当地法律保护，国内反邪教部门除及时辟谣、惩办境内传播者外再难有所作为。

笔者在整理近几年江苏、山东、河北三省传播邪教类刑事案件时发现，三省合计约有20%的此类案件涉及境外势力，各省详细情况如下图1。由于“中国裁判文书网”未对部分案件宣传材料来源进行详细说明，或仅以“从网上下载”等语句概括，未将该类案件列入“涉及境外势力案件”，因此，涉外邪教类案件实际所占比应该更高。对我国社会稳定、国家安全以及国际形象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图1数据来自中国裁判文书网，统计日期截止至2021年5月，2020年与2021年案件裁判文书大部分处于未公开状态，故未列入统计）

2、疫情期间世界范围内邪教活动日益猖獗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 1908-1970）的需要层次理论将安全需求定性为仅次于生理需求的人类第二基本需要，如果安全需求得不到满足，人就会对未来产生焦虑、不安心理，急于寻求精神上的寄托，甚至将自身难以解决的困难寄希望于邪教组织所宣扬的超自然、超人类的“神力”。自2020年春季以来，随着新冠肺炎的全球爆发，世界各国民众对健康、安全的渴求陡然上升，各类邪教趁虚而入，加快了扩张与破坏的步伐。他们为扩大组织规模、强化教主个人崇拜，纷纷利用民众的恐慌心理和避险心理，打着“救世主”的旗号鼓吹“信教可以防治新冠”“炼功能治病”等歪理邪说，通过网络等方式散布虚假消息、传播荒谬言论，并蛊惑国内部分痴迷者张贴传单，进行非法宣传。法国保护家庭和个人协会全国联合会（Unadfi）负责人帕斯卡尔·杜瓦尔（Pascale Duval）也指出：“每当出现社会危机，民众因受到各种负面事件影响变得脆弱时，信邪教的人数就会激增。”

以法国为例，据该国警惕与取缔邪教活动任务小组（Miviludes）统计，该组织每年收到的邪教相关类案件检举数量逐年递增，尽管2019年增速稍有放缓，却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猛增200余起（详细情况如下图2），其中约40%涉及健康医疗或生活福利领域（详细情况如下表1）。教派团体成员常常以康复治疗师或生活、心理陪教的身份出现，向他人宣传有治疗新冠肺炎的神奇“秘方”，他们宣称，洗冷水浴、喝蔬菜汁甚至是长期禁食可以取代药物和疫苗，而这些所谓“秘方”往往高价出售。面对日益严峻的邪教管控形式，2021年年初，Miviludes表示，计划将专门用于打击邪教和相关教派活动的预算增加到之前的十倍。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建立国际邪教治理体系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紧迫现实需要。

表1 2017-2020年法国邪教相关类案件主题归类统计表

（图2、表1数据来自法国警惕与取缔邪教活动任务小组（Miviludes）统计）

（二）提高我国邪教治理国际话语权面临的挑战

1、世界各国对待邪教态度不同

由于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不同国家对待邪教的态度不尽相同，是推动邪教治理国际合作的根本阻碍。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民间虽然有反邪教运动，并经常发声，但这些国家却将各类膜拜团体视为合法宗教，主要以宪法或刑事法律、民事法律等对其实施的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惩处。部分国家甚至没有“邪教”概念，多以“cult”(膜拜团体）、“じゃしゅ”（异教）、“사이비종교”（似是而非的宗教）等词汇指代中文意义下的“邪教”，如“奥姆真理教”仅被日本公安调查厅定性为国际恐怖组织（国際テロ組織）。此外，即使是主张对邪教进行打击治理的国家，各国的界定标准或打击力度也不一致，如美国的“山达基教”（Scientology）被中国、法国、俄罗斯等多国抵制，尽管1996年俄罗斯议会下院将“山达基教”列为破坏性膜拜团体，但学术界、宗教人士甚至部分政府官员对此争议不断。莫斯科法院于2015年11月下令解散“莫斯科山达基教教会”，裁判理由却为“саентология”（山达基）已在美国注册为商标且该组织章程不符合该国《关于信仰自由和宗教法（О свободе совести и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объединениях）》相关规定，因此该组织并非宗教，而非以该组织属于“邪教”为由。且根据俄罗斯相关法律规定，宗教组织的清算并不等同于禁止相应的宗教教义和相关习俗，山达基教成员可以继续进行“宗教活动”，与我国坚决打击、取缔各类邪教的原则存在巨大差异。由于无法就邪教的具体内涵与外延达成共识，各国的“邪教”治理也就各说各话，很难形成邪教治理国际合作机制。

2、美国等国家对邪教组织的庇护与支持

推动国际反邪教合作的最大障碍是美欧等西方国家在邪教问题上持双重标准。对危害自身的新兴膜拜团体他们强力打压，绝不手软，而对中国等发展中国的邪教治理，他们则露出另一幅嘴脸，不仅公然为“法轮功”等邪教组织站台背书，提供资金与道义支持，而且以所谓维护“宗教自由”之名抹黑攻击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宗教政策，邪教成为他们遏制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筹码。

布尔迪厄将“场域”比作一种游戏，他指出，对游戏规则的遵守是参与游戏（进入场域）的前提。但不同于游戏所拥有的固定规则，场域的规则并非明白无疑、编纂成文，场域的成员可通过投身场域互动来部分或彻底改变规则。为了减少制定规则的力量竞争与资本损耗，场域成员会竭尽所能将自己与对手区分开，以实现对某个场域局部或整体规则制定权的垄断。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国家盗用国际话语权，将中国政府依法治理邪教活动的正义之举污蔑为“迫害”宗教信仰自由，并拉帮结派，将自己塑造为主持国际“正义”的化身。这种颠倒黑白的伎俩虽然荒腔走板，却依旧有一定市场。2019年7月1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晤来自17个国家的27名所谓“宗教迫害幸存者”，其中1名是“法轮功”邪教组织成员。

3、国际话语场域已形成抵制中国的惯习

布尔迪厄认为，惯习最主要的是确定一种立场，它是一种可持续的倾向系统，拥有相同惯习的任意行为者的反应，都足以引发另一方相似的反应。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丰厚的经济、文化、社会资本总量，长期在国际话语场域占据有利位置，CNN、BBC、《纽约时报》等西方主流媒体垄断了全球80%—90%的信息来源与解读，其言论足以对场域内其他国家产生示范、引导作用。由于长期受妖魔化中国的舆论影响，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跟风起舞，加入反华阵营，沦为政客手中妖魔化中国的工具。

当前，受各种因素影响，我国在国际话语场域一直处于“说不出”“没人听”的尴尬境地，难以向外界展示自身真实形象（如下图3）。尽管信息技术的发展曾被认为是我国打破话语垄断的契机，但场域是为了争夺有价值的资源而斗争的领域，处于支配地位的行为体往往更希望维持现有权力格局：一方面，Twitter、Youtube、Facebook等主流网络发声渠道被西方操控，来自我国的声音常被限流、屏蔽甚至封号；另一方面，在邪教组织或其他部分反华势力的造谣蛊惑下，各种公开或隐匿的网络平台已成为传播邪教、抹黑我国政府的工具。

（图3数据来自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9》）

（未完待续）